中国石窟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是我国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中国的石窟寺，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世界同类文化遗产数量的63%。
几十年来，中国石窟寺研究与保护取得斐然成绩。目前，中国的石窟寺保护逐步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石窟寺研究与保护领域的成绩，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努力奋斗，樊锦诗先生是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人才队伍却十分薄弱。两会期间，有委员在提案中指出，我国石窟寺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考古人才渐现断档之势，全国不到20人”，石窟寺文物保护、数字化技术人才更是严重缺乏。
据笔者所在的团队统计，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龟兹、大足石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各大石窟寺保护或相关研究机构的正式在编人员仅有共1500余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认定的具有石窟寺保护执业资格的“文物保护责任设计师”仅有252人，“文物保护责任工程师”仅有278人。全国各大高校中，石窟寺考古（含石窟寺艺术）研究方向的导师仅有34名，石窟寺保护科技方向的导师仅有19名，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在培养石窟寺人才，全国每年能够培养的专门人才总量仍非常有限。
为了突破石窟寺在研究、保护、管理方面的人才瓶颈，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前，近50%的石窟寺国保单位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并创新了管理方式，例如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和新疆文博院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就整体负责区域内和临近多处的石窟寺保护管理和研究任务，让现有的人才力量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
此外，培养基层人才，持续培训行业力量。石窟寺数量众多，基本信息的记录、保存状态的观察和存在问题的分析，都需要石窟寺所在地基层文物保管机构的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早就指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主要应依靠石窟寺所在地基层文博单位的力量。尤其是那些石窟寺保存数量较多，规模较小，位置又比较分散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石窟寺所在地的文物保管机构来开展石窟寺的相关工作。自198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两届石窟寺考古专修班，四川省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一届佛教考古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这些人才培养的探索为推动石窟寺研究和保护事业提供了很好的支撑。